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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: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,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,他们就成功了;而如果不协调,他们就不成功。我确实认为是这样:迅猛胜于小心谨慎,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,你想要压倒她,就必须打她,冲击她。人们可以看到,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,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。因此,正如女子一样,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,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[2],但是比较凶猛,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。因此我断言,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——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,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,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。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,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,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可是,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。再说,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,那就更为有利了。[17]富尔利夫人(MadonnadiFurli)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(SignoradiFurli)卡德林娜·斯福尔扎(CaterinaSforza,1463—1509)。棋牌手机平台排行榜[13]安托尼诺·卡拉卡拉(AntoninoCaracalla,188—217),罗马皇帝(211—217)。

棋牌手机平台排行榜因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,而且值得他人效法,所以我想不应该把它略而不谈。当公爵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,他察觉罗马尼阿过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领们统治之下,他们与其说是统治他们的属民,倒不如说是掠夺属民,给他们制造种种事端,使他们分崩离析而不是团结一致,以致地方上充满了盗贼、纷争和各式各样横行霸道的事情。他想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王权,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政府,于是他选拔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。德。奥尔科[8],并授予全权。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统一,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。可是公爵后来因为害怕引起仇恨,认定再没有必要给他这样过分大的权力。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[9],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,在那里每一个城市都设有他们自己的辩护人。因为他知道,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。为此,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,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。他想要表明: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,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,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。他抓着上述时机,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,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[10],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。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,同时又惊讶恐惧。有些人研究了罗马皇帝的生平与死亡,也许会觉得,实例同我的见解相反,因为他们察觉在罗马皇帝当中有些人立身行事一向卓尔不凡,而且表现出精神伟大的品质,然而,这些皇帝都丧失了自己的帝国,并且被那些谋反的臣民杀害了。[2]维琪尔(Virgilio,公元前70—19),罗马诗人。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《Aeneid》,原文为拉丁文。

因此,我的结论是: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,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;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,怀着怨恨的话,他对任何一件事,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。这样一类的方法,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;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,相反,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,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,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[8]色诺芬(Senofonte,公元前434?—351)希腊史学家。苏格拉底弟子。曾从斯巴达军队,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位,战败率兵涉险返国,著《远征记》述其经过。棋牌手机平台排行榜还有,如果没有那些恶行,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,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,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,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,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,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,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。

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,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,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——阿凯亚人那里,鼓励他们保持中立。而另一方面,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。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,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;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:“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,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如果没有友谊,没有尊重,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。”[6]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,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,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。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,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,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;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,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,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,其理由已如上述。因此,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: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,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。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,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,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。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,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,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;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,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。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,就是说,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,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。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。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,情况必定是这样: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,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,或者你不用害怕它。在这两种情况之中,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,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。因为,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,你不公开表态,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,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,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,或者使人庇护你,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;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,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。如果有人说,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,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。根据上述的理由,我回答说: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,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,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。如果又有人引证说: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,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〔教皇同意〕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[28]。关于这一点,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,我将给以回答。

考虑到这种变幻,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。但是,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,我认为,正确的是: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,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。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,当它怒吼的时候,淹没原野,拔树毁屋,把土地搬家;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,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,毫无能力抗拒它。事情尽管如此,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:当天气好的时候,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,使将来水涨的时候,顺河道宣泄,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。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:一切良好的忠言,不论来自任何人,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,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。[11]马尔科·迪迪奥·尤利亚诺(MarcoDidioIuliano),193年佩尔蒂纳切被杀后立为罗马皇帝,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。然而,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先前都曾经利用雇佣军扩张自己的版图,而这种军队的将领们并没有自立为王,却保卫了他们,这又怎么理解呢?我回答说,在这种场合佛罗伦萨人是托福于侥幸的,因为在那些本来可能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能干的将领当中,有些人没有打胜仗,有些人遇到了对立的力量,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野心用于别的地方了。没有克敌取胜的那一个人就是焦万尼·奥库特[8],因为他没有打胜仗,他的忠义就不能够获得证明。但是任何人都承认:假如他得胜了,佛罗伦萨人就得由他主宰了,而斯福尔扎则是始终同布拉奇奥家族[9]对立的,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。再说,弗朗切斯科则把他的野心转到伦巴第去了。而布拉奇奥则反对教廷和那波利王国。然而,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吧。佛罗伦萨人委派了保罗。维泰利担任他们的将领。这是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人。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,在军队中早获得极大的名声。如果这个人攻占了皮萨,佛罗伦萨人当然要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,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,因为如果他一旦变成他们的敌人的战士,他们就束手无策了;另一方面,如果他们雇佣他,他们就必须服从他。

你一定了解,晚近在意大利,皇权开始受到排斥,而教皇在世俗事务方面却取得了更大的声势,意大利已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;因为在大城市当中有许多城市武装起来反对那些先前受皇帝宠爱、压迫自己的贵族,同时教会也赞助他们,以便扩大自己在世俗方面的声势。而在其他许多城市中,他们的市民也变成了君主。这样一来,意大利就几乎全部落在教廷和一些共和国手里,而组成教廷的神父们和支配共和国的市民们由于不谙军事,两者都开始招募外国人当兵。使这类军队赫赫有名的头一个人,就是罗马尼阿人阿尔贝里戈·达·科尼奥[14]。布拉奇奥和斯福尔扎——还有其他的人——就是由这个人训练出来的。这两个人就是当时意大利的主宰。继他们之后,又来了其他雇佣军将领,他们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以迄今日。然而他们的勇武带来的结果,却是使意大利遭受查理〔八世〕的蹂躏[15]、路易〔十二世〕的掠夺[16]、费尔迪南多的摧残[17]和瑞士人的凌辱[18]。但是,从平民的地位崛起,成为君主的方法还有其他两个——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够完全归诸幸运或者能力之属,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两者不应该略而不谈,虽然其中一个方法,当我论述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更详尽地加以讨论[1]。这两个方法就是:一个人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地位;或者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胞们的帮助,一跃而为祖国的君主。在讨论第一个方法的时候,我将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:一个是古代的,另一个是现代的。我认为,对于那些必须效法他们的人来说,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,而无需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的功罪。棋牌手机平台排行榜[10]普布利奥·埃尔维奥·佩尔蒂纳切(PublioElvioPertinace),罗马皇帝(193年),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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